威海市

这个悖论，揭示了我们的宪法规范所陷入的一种类似于被捧杀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被高高地推崇为根本法、母法。

按照民主宪政的一般理论，少数反对派的权利是应当得到特别保护的，决不能以他们反对现行制度而予以剥夺。其一是德意志人民及其国家与上帝的关系，该他者就是上帝。

2001年11月30日，通过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修正案》，彻底解除了迄今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主体行动的限制。这些教派的信徒可以按照他们的教规举行宗教仪式，他们的宗教教育和结婚、离婚、遗产和遗嘱等仪式以及就这些问题在法庭提出的讼诉都有合法性。其二是德意志人民及其国家与人类的关系，该他者就是人类容他世界观宪法的典型代表为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基本法、日本宪法和欧盟宪法。迄今为止，宪法反映的世界观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第一，它规定了日本国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合作。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具体来说，13世纪的宪法文件规定的身份的、血统的人，既根源于世袭君主、世袭贵族、宗教僧侣在公共事务中所处的支配地位，也根源于君权神圣、教权神圣。

处于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其他阶级，显得扑朔迷离，难以坐实。其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自由大宪章》第11条规定：凡对犹太人欠有债务者亡故时，其妻应享有其寡妇财产，无须偿还该项债务。

任何人皆有得借职工团体之行动维护其利益，并得加入其所选择之职工团体。第14条又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除此之外，《自由大宪章》第20条、第21条、第22条还分别规定了自由民犯罪、伯爵与男爵犯罪、牧师犯罪的不同法律后果。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人与《共同纲领》描述的人的形象相比，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规定则是同中有异。《自由大宪章》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任何伯爵、男爵或武士身故时的财产继承问题：其继承人已达成年且欠有采地继承税者，应以缴纳旧有之采地继承税而享有其遗产。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为什么宪法塑造的形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就在于，1941年正是抗战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这样的立约人形象进一步支持了平等自由的人的规定。注释:①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这就表明，罗尔斯依然恪守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

但到了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既要守夜，同时还要提供福利、救济弱者，因而宪法文本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百年以降，中国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数量较多，依照制定主体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清朝政府颁布的宪法、中华民国颁布的宪法、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

关于君上，这份宪法文件的描述是：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等。取而代之的人民形象是：由各个平等的民族汇聚而成。

换言之，这个阶段的宪法描绘的人，与西方近代宪法规定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没有君主，只有平等而自由的人。7·1982年《宪法》中的人1982年《宪法》塑造的人的形象主要有以下两种。按照这10条修正案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遭国家侵害的自由，等等。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对此揭示道：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幷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然带有这种色彩。1949年《共同纲领》第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为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自由大宪章》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

后者强调社会福利，既可以说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宪法依据，也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按照1978年《宪法》的规定，敌是资产阶级与坏分子，我是无产阶级。保证方法为免费的国民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优等生受到优待、普遍施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教育、发展卫生教育与医药设备等。

为什么是愚弱的人?原因就在于，人民行使政治权利需要政府的帮助，人民为经济落后与贫困所困扰，人民为愚昧及不健康所苦，人民易患疾病，还有很多人民是文盲，等等。概言之，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已经把人的形象概括为：一般的刑事犯，即他们是人民，尽管是犯了罪或有犯罪嫌疑的人民，他们的人身权利依然要给予普遍的、同等的保护。

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书信、迁徙、秘密、信教之自由。20世纪的西方宪法对应于民国后期的宪法，它们规定的形象都是两种：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和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第156条规定：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应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可见，1982年《宪法》塑造的主要形象是人民。

而中国宪法中人的形象的变迁则属于外生型变迁。(6)妇女除有与男子平等权利外，其特殊利益亦应得到照顾。

它们在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中间，有意凸显了一些特殊的形象：(1)与男子相对应的妇女。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颁布的宪法主要有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而且在采地继承税的缴纳问题上，伯爵与男爵是一个标准，武士适用另一个标准。3·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塑造的基本形象是强大而有力的人民。

也根源于政权性质的转变：从革命政权到建设政权、发展政权。与1946年《法国宪法》相类似，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38条规定：每个没有劳动能力和失去必需生活资料之公民，均有权获得社会之扶助和救济。这些规定体现了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阶级属性的重视，延续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三位一体的基本形象。⑨罗尔斯强调的两条正义原则及两条优先原则，尽管比较抽象，但却大体上可以解释现代宪法所规定的两种形象。

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从民族的角度看，人民是由各个民族汇聚而成的。

(3)与企业相对应的工人。(3)相对于企业，工人是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因而宪法规定工人可以通过其代表，维护其相关权利。

就沿袭的一面来看，1978年《宪法》依然规定了阶级的人。中西宪法文本规定的人的形象，虽然遵循了同样的变迁规律，但变迁背后的原因却截然不同。